文章来源:科研写作研究所
研究问题如何扎根现实、回应真实困境,成为衡量研究价值的重要标尺。但从我们接触到的论文来看,很多论文选题虽标榜“问题导向”,但往往陷入概念空转或数据悬浮的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对“真实情境”的把握不足。为此,我们以近几年策划的部分C刊论文选题并成功发表的案例为分析样本,提炼出研究问题符合真实情境的四个特征,以帮助大家自己在做选题时有意识地去自行识别。
一、现实情境的依存性
这是研究问题符合真实情境的首要特征,也是必要特征。它指的是,研究问题所处情境必须紧密联系现实,其逻辑起点、矛盾焦点和价值落点,都要依附于当下社会、经济、文化或技术等环境,能够在其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实践情境映射,因为脱离具体情境的问题容易陷入概念空转的窠臼。因此,我们在策划选题的时候,应当确保研究问题具有可观察、可验证的现实锚点,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选题具有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使研究发现能够直接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比如《国际体育组织问责的制度性困境与纾困之道: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4年第10期),这篇论文的研究问题是“国际体育组织问责的制度性困境”,它在现实情境中的映射是:体育赛事中,兴奋剂滥用、比赛操纵和腐败等事件的频发,削弱了国际体育组织的权威性,暴露出现有问责机制的不足,这凸显了国际体育组织构建有效问责制度的紧迫性。因此研究国际体育组织的问责机制对于提升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的效能、确保体育活动的正当性和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数据资料的可得性
“数据可得性”指的是在选题策划阶段,确保所选定的研究问题能够通过现有的数据资源或通过合理范围内的数据收集手段得到有效支持。这一特征一般存在于实证论文选题中。这意味着,为解决研究问题所需的数据要么已经存在且可以访问,要么可以通过设计合理的调查、实验或其他数据收集方法来获取。如果数据不存在,那么研究问题大概率也不符合真实情境。从某种程度上讲,数据可得性直接决定了研究问题的可行性,因为即便研究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如果没有数据,研究者将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
比如《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2023年第1期),这篇论文的研究问题是“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若要对其展开研究,就必须预先确认能够获取到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水平、数字经济指数等方面的数据,这些数据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而它们显然那都是能够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电子商务年鉴》、中国经济数据库等统计数据中直接获取。而对于无法直接获取到所需要的数据,则需在策划选题时考虑,是否可以通过加工、整理、分析调查数据来获取。比如,《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公益性实现的影响因素——扎根理论分析》(《高校教育管理》2024年第3期),这篇论文的研究问题是“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公益性实现的影响因素”,这显然不同于前一个选题那样存在公开可用的直接数据,但我们依然可以从“谁能够实现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公益性”角度去思考去解决这一问题的数据来源,由此确定了访谈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办学者与行政人员来获取所需数据资料。
三、矛盾分歧的辩证性
矛盾的辩证性指的是,我们在策划研究问题时,应围绕同一现象或问题观照不同立场、观点或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分歧,这些冲突和分歧构成了问题的核心。这一特征意味着研究问题不是单一、静态、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涉及到多种因素、多种视角的相互作用和对立统一。因为现实中的许多社会、经济、文化等问题并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充满各种矛盾和冲突、由多种因素交织而成的。通过聚焦于多方主体的分歧,我们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出问题的多维度和多层次,从而避免单一视角带来的偏见和局限。
比如《主动选择:在线课程“高辍学率”的积极理解——基于学习者投资理论的视角》(《电化教育研究》2021年第4期)、《在线课程讨论环节“低参与率”现象的积极理解与应对——基于对话教学理论的视角》(《电化教育研究》2022年第5期)、《智慧教学“知识过载”的积极理解——基于认知弹性理论的视角》(《电化教育研究》2024年第7期),这些论文选题都是围绕同一现象——在线课程“高辍学率”、在线课程讨论环节“低参与率”、职业本科教育“认同危机”、智慧教学“知识过载”,观照到了不同立场或视角对它的解释存在冲突与分歧,继而基于这些矛盾观点的辩证分析,策划出了这些与现实真实情境相契合的研究问题。
四、研究价值的外延性
学术研究是一个“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往复过程:学术论文选题源自实践,最终的写作产出成果也要回到实践中去。这就要求我们策划的研究问题及最终得出的研究发现,其价值需要具备从具体现象向普遍规律延伸,不仅能在特定情境或案例中有效,还能够在其他类似的情境、环境或者更广泛的应用场景中具有适用性和参考价值,为其他领域或更大范围内的实践提供指导和借鉴。就像研究敦煌壁画修复技术,若仅停留在矿物颜料配比分析,其价值便困于洞窟之内;但当研究揭示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融合的文化传承机制时,这项技艺便能成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用方法论。
比如《大众身体活动促进策略的国际经验与启示——基于社会生态模型分析框架》(《体育与科学》2021年第6期),这篇论文选题研究的是“大众身体活动促进策略”,仅针对这一选题方向而言的话,不少作者容易只将选题聚焦到“大众身体活动促进策略的国际经验”。但这实际上便陷入了就事论事的误区,只是单纯介绍他国做法,并不能将研究的价值扩展开来。而将选题进一步聚焦到“启示”层面,其价值的外延性便有所凸显,因为这是在为国内大众身体活动促进的实践去提供指导和借鉴。同样的,《文化线路视角下山西沿黄渡口文化遗产保护路径——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3年第7期)、《不可让渡性与文化资本化:民族歌舞奔子栏锅庄的地方性维系与发展》(《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这两篇论文也是如此,即并非仅停留于山西沿黄渡口、奔子栏锅庄本身,而是分别上升到了跨区域的文化遗产的保护、经济资本对传统文化的冲击等中观或宏观层面,其研究具备可推广性。
五、结语